从反面讲，依法裁判意味着尽量避免武断与肆意的裁判，意味着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尽可能约束。

一方面，根据《立法法》75条第1款，自治州单行条例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拒绝立场却往往基于如下因素而不易形成：一是自治州立法本身属于其所在省级地方法治建设与发展成绩的重要组成。第一，在理论上，作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的重要目标，法安定性一直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其一方面体现为法规范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亦体现为对特定法规范解释的延续性。

《立法法》75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可见在形式上，是否存在变通的成分似乎亦可作为区分自治立法权和一般地方立法权的标准。2.规范基础：基于自治权范畴的双向标准 虽然明确了地方民族事务的范畴，但就相关判断的实际操作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自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行至今，30个自治州的立法事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丰沛的法制需求同立法权单一性和低效性之间的矛盾。但不论如何选择，均不应对自治县的既有单行条例规尤其是其背后所蕴含的自治权构成僭越。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版，第275页译者后记。

由此，可将情形①所蕴含的X事项对一般地方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兼涉的状态进一步分解为形式重合和实质重合两类，兹分别讨论。第二，不能根据同样具有二元立法权结构的自治区自治立法长期阙如的现状而贸然将自治州的一般地方立法权推定为威胁传统自治立法权的洪水猛兽。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6]而诚信无疑是政府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品德之一。[10] 政府诚信立法也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模式等多种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呈现一体化模式，国家控制百姓生活的一切领域，个人利益被国家利益淹没，扼杀了私法发展的空间，呈现出公法一统天下局面。奥拓·迈耶指出，行政在最概括的意义上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的活动。

就失信救济而言，存在着制度不健全，缺少救济依据、程序和手段等方面的问题。二要加强对政府失信的惩戒。

政府诚信是现代政府的生存基础及其良性运行的支点。从国际范围看，标准普尔公司、普华永道、透明国际、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权威评估机构每年都会对各国政府诚信度进行评级。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在当下中国，从学理层面看，多数学者倾向于承认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地位。

[19]支持性意见参见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其评价指标和参数主要有：政府透明化程度、政府职能界定及履行情况、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公务员职业道德操守、政府公共服务态度、政府廉洁程度和工作效率等。二是将依法与廉洁、公正等词语并列，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共同作为行政主体应当具有的品质。[15]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个不诚信盛行的社会一定存在令不诚信者的收益大于诚信者的收益的环境制度。

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也缺乏贯彻诚信原则的程序性规定，造成行政机关在很多执法环节上的权力行使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如美国《阳光下的政府法》、日本《公务员法》等。

[20]参见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诚信原则》，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徐光超：《地方政府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河南农业》2013年第20期等等。

[16]岳子存、包晓度：《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现象》，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因为，保持行政法规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身，也是评价政府诚信与否的一个尺度。4）勤勉 行政效率就是行政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广东省深圳市早在2004年就提出5年之内建成法治政府。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地方法规中，涉及政府诚信的条款也相对较少。诚信原则要求在行政主体撤销、撤回行政行为等场合适用信赖保护规则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等。

但也有较多的行政法律法规则基本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则首次将信赖保护原则写入我国法律之中，使其成为政府公正文明执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准则。

其中诚实守信主要指向发布信息真实准确、行政行为不得随意变更和信赖利益保护等三个方面内容。有些行政法律法规文本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应当勤勉履行职责，不得随意故意迟缓、推诿、搪塞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要求。

而在《人民警察法》等其他行政法律法规则多表现为较为笼统规定，比如，要求必须保持廉洁清正等等。这一条文涉及到行政许可行为的确定力、废止补偿等方面，被很多学者看做是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首次确认，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特别是，我国的行政立法缺乏整体设计，立法进路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需要一个制定一个。[8]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因此，法治政府建设必须重视政府诚信建构问题。诚信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的缔约、履行过程中诚实守信践诺。

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诚信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参见《学界再推行政程序法立法，专家称时机已成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0月13日。

（二）政府诚信建设：法治政府工程的题中之义。此外，在美国、英国，对政府诚信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翻供原则、遵守先例原则等方面。

当务之急是要将诚信原则全面引入行政法并加以贯彻适用。毋庸讳言，政府本身的违法失信行为正在成为政府法治建设的主要阻力之一。

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必然要求政府政策法律要具有稳定性、政府要依法行政、政府要对民众公开信息并确保信息的真实、政府要信守承诺等。鉴于我国在行政立法的技术上一向以灵活性、针对性见长，可以制定体现政府诚信的单行法律规范，或者在出台某些规范性文件，将诚信原则纳入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款设计中。从内容和方式上看，这些规定相对简陋，多只是以不得从事下列行为…..之类的语言表述简单列举了该类行政违法失信行为的类型。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立法也没有及时做出回应，以致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可遵循，这给某些政府公务员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空间。

一要建立健全守信践诺机制，准确记录并客观评价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对职权范围内行政事项以及承诺的履行情况。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寻租、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其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政府诚信立法可采取分散立法和渗透立法方式。相比而下，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更为紧迫。

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应当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诚信原则为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指导中应采用建议、劝告、说服与非强制性手段，取得相对人同意和协助，诚信履行职责。